【案情】

1996年，被告人李某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2012年3月的一天，被告人李某與本社鄰居常某聊天時，編造謊言稱其舅子柳某在某工程部當部長，搞大型機械除塵工程，比較賺錢，可以入股，其已入股47萬元，如果常某入股10萬元，可以分得20%至30%的紅利，到11月份就可以分紅了。騙得常某的信任后，常某也想入股，便取出自家的4萬元交給了李某。一月后，常某又籌資3萬元交給李某。李某將騙得的7萬元用于自己花銷。同年6月30日，常某得知李某去向不明、手機關機、無法聯系后，即向公安機關報案。

2012年9月24日，李某在上海一旅館內被上海公安機關的民警抓獲。歸案后，被告人李某如實供述了其犯罪事實，退還了贓款7萬元，并得到了常某的諒解。

【評析】

1、對“有悔罪表現”的甄別。審判實踐中，在悔罪表現方面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犯罪中止，是否退贓或是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等作為考量因素。有人甚至認為只要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就能夠認為有悔罪表現?；谧锸潜桓嫒?、犯罪嫌疑人之主觀心理狀態，因此當一個犯罪人在作出悔罪時，其動機是復雜的，需通過多方面的綜合判斷仔細甄別被告人是真悔罪還是假悔罪。

2、“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是適用緩刑之實質要件的核心，在實踐中最難理解及掌握。其實質上只是一種推測，他既包括對犯罪分子各方面情況的分析，又反映出法官的理論素養、執法水平，甚至反映了法官的價值觀、人生觀及道德標準。司法實踐中，在對被告人作出緩刑宣告之前，法官都要考察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與影響。然而，有些單位或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等等。筆者認為，在考量被告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時，可以采取召集有公訴人、公安機關轄區派出所的民警、被告人家屬、被告人所在單位代表、被告人居住的社區基層組織代表等參加的，有其他群眾旁聽的是否對被告人適用緩刑的座談會的方式進行。#p#分頁標題#e#

本案中，李某曾因盜竊罪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雖積極進行賠償，但他是在審判期間進行的，他也應該明白，既使不賠，法律也會強迫他賠償的，并且司法實踐中“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及“賠錢減刑”的慣例，讓每個被告人都知道坦白、賠償被害人損失會從輕處罰，因此被告人為了獲得輕判一般會作出坦白、道歉、民事賠償。另外，李某是在逃跑、隱匿期間被抓獲的。綜合分析李某的情況，并不能排除李某有再犯罪的可能性，故對其不適用緩刑要妥當些。

相關刑事罪名：盜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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