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3年1月12日下午，戴某與陳某、徐某一起吃飯時，稱其公司采購了大量的五糧液、茅臺白酒，并提出盜竊該白酒，陳某、徐某同意。當晚23時，戴某、徐某乘坐陳某駕駛的轎車來到戴某的公司，戴某與陳某在車內望風，徐某按照戴某的安排進入該公司租的倉庫，從該倉庫和站臺上共搬出五糧液白酒8箱、茅臺4箱（6瓶/箱），裝上汽車運走，共價值人民幣85700元。

【評析】

第一，從規范及法理層面來看，按照共同犯罪中分工的不同，將共同犯罪分為正犯（實行犯）、教唆犯和幫助犯，這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區分，無法體現各共同犯罪人的地位作用。進而我國刑法總則對于共同犯罪作出更為實質且具有意義的分類，即按照作用將共同犯罪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應當說，這兩種分類是在不同層面，按照不同方式對共同犯罪進行的剖析，因而兩者是并行，而非對立、排斥的關系。實行犯按照其在具體共同犯罪案件中的作用，可以是主犯，也可以是從犯。

第二，從本案的具體案情來看，徐某在整個盜竊活動中始終處于輔助、次要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徐某并非犯意提起者。戴某由于工作便利知悉遠成物流公司承運五糧液白酒，提起盜竊犯意，并提供存放地點、警備狀況等信息，可以說整個犯罪計劃均在戴某的安排下展開實施；

其次，徐某雖實施具體的盜竊行為，但確系處于戴某的安排、支配下完成。戴某之所以讓徐某去搬運白酒，是因為戴某和陳某常混跡于貨場，容易被認出。同時，由于戴某熟知貨場監控設備的位置，故讓徐某搬運時從貨場倒著走出來，這一點充分說明了戴某對整個盜竊實行行為的控制與支配。

最后，徐某未參與銷贓，并分得少量贓款。整個銷贓環節是由戴某和陳某完成，后半部分索性由戴某一人完成。雖然分贓不均系戴某采用欺騙手段，不能僅從分贓比例推斷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但戴某操縱、控制贓物贓款是不爭的事實。

從以上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戴某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始終處于支配地位，系盜竊犯罪的核心角色，而徐某在地位、作用方面與戴某明顯不同，處于輔助作用。因此，認定戴某為主犯，陳某、徐某為從犯符合三人在犯罪中的客觀作用。

在認定徐某系從犯的前提下，綜合考慮徐某具有坦白，積極退賠并繳納全部罰金，初犯、主觀惡性小等法定酌定從輕情節，符合刑法適用緩刑條件。

【審判】

法院認為，被告人戴某、陳某、徐某采取秘密手段共同盜竊鐵路運輸物資，盜竊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盜竊罪。戴某利用工作便利提供盜竊線索，提出犯意，并且指使他人實施犯罪，聯系銷贓，分得大部分贓款，在共同犯罪中其起的是主要作用，應認定為主犯；陳某，徐某在盜竊過程中聽從戴某安排，分得贓款少，作用較小，應認定為從犯；故判決：被告人戴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九萬元；被告人陳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七萬五千元。被告人徐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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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刑事罪名：盜竊罪

相關刑事知識：共同犯罪、主犯、從犯、脅從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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