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2年8月，被告人舒某與一同在廣東打工的李某、吳某（已判刑）共謀拐賣婦女生財。同月下旬，被告人舒某與李某、吳某將同廠打工的兩名四川省昭覺縣的彝族女子洛爾凌某（15歲）、洛爾爾某（18歲）拐騙到重慶市綦江區石壕鎮。同月22日，被告人舒某及其伙同二人，與凌壕鎮某村村民凌某共謀后，由凌某牽線介紹，將洛爾爾某賣給了該村村民劉某為妻，獲款15000元。

【分歧】
    本案舒某、李某、吳某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罪并無爭議，但凌某牽線搭橋、介紹他人買賣婦女的行為如何定性，則存在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凌某的這種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在于：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拐賣婦女罪的行為包括拐騙、綁架、販賣、接送、中轉婦女，沒有包含介紹行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應以犯罪論處。
    第二種意見認為，凌某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罪。理由在于：凌某主觀上明知他人實施拐賣婦女行為，仍然為犯罪行為提供協助，是拐賣婦女罪的共犯。

【評析】
    律師贊同第二種意見。我國刑法及司法解釋中的介紹行為定性一般包括三種情況：一是獨立成罪。如介紹賣淫罪和介紹賄賂罪。二是刑法和司法解釋明確將介紹行為規定為共犯。如介紹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的，被規定為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的共犯。三是刑法及司法解釋對行為性質沒有明確規定，如介紹買賣婦女的行為。筆者認為，對刑法和司法解釋沒有明文規定的介紹行為，不能一概以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由不以犯罪論處，而是需要根據具體案情，結合共同犯罪一般原理考察該行為是否屬于為他人犯罪提供幫助或便利，考慮與他人構成共同犯罪。
　　就本案介紹他人買賣婦女的行為而言，符合共同犯罪主客觀要件，應以拐賣婦女罪的共犯論處。
　　其一，主觀方面，存在幫助他人販賣婦女的共同故意。共同犯罪主觀方面表現為各共犯人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即指各共犯人具有共同行為的意思，同時明知共同的犯罪行為會發生某種危害社會的結果，而放任甚至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本案中，凌某與拐賣婦女的舒某等人存在事前共謀，并受舒某等人委托后積極實施介紹行為，因此主觀上具有相互溝通、彼此聯絡的共同行為之意思。凌某明知自己的介紹行為和他人的買賣行為的性質，也明知自己的介紹行為必然或者可能促進他人買賣婦女的實施或者完成，希望后果的發生。因此，介紹者與拐賣者之間既具有共同的認識因素，也有共同的意志因素，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
　　其二， 介紹買賣婦女的行為在客觀方面是在為他人拐賣婦女提供幫助。共同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各共犯人之間具有共同之行為。所謂共同行為，不僅指各共犯人都實施了同一犯罪構成的行為，而且各共犯人的行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協調、補充，形成一個整體，共同促進法益侵害結果的實現。刑法理論上，依據分工標準或者參與形態的不同，將共犯人分為實行犯（正犯）和狹義的共犯（幫助犯、教唆犯）。實行犯（正犯）是指直接參與構成要件的行為、直接導致法益侵害結果的共犯人，而共犯不直接參與構成要件的實行，只是為正犯或實行犯提供一定的物質或精神的援助或者便利條件，通過正犯或實行犯的不法行為間接引起法益侵害結果。#p#分頁標題#e#
　　就介紹買賣婦女的行為而言，并非是刑法明文規定的拐賣婦女罪之實行行為，因而行為人不是拐賣婦女罪的實行犯（正犯）。但是這種牽線搭橋、疏通引薦、傳遞信息、居間介紹的行為，使得具有販賣婦女意愿的拐賣者的犯罪目的得以順利實現，亦即是為他人販賣婦女提供了物理上的援助或便利條件。盡管介紹買賣婦女的行為沒有體現為直接侵害婦女的人身自由與身體安全，但是這種行為與他人的販賣行為融為一個整體，通過拐賣者的販賣行為共同實現了犯罪危害結果，因而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鑒于這種介紹行為具有輔助性質，屬于刑法理論上幫助犯，可以被認定是拐賣婦女罪的從犯。
　　綜上所述，凌某明知他人在拐賣婦女而積極為其溝通、引薦、介紹買家，構成了拐賣婦女罪的共犯。

相關刑事罪名：拐賣婦女、兒童罪

相關刑事知識：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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